海耶斯认为Rosi Braidotti与Cary Wolfe对后人类的定义都忽视了科技的作用。海耶斯认为 Cary Wolfe把系统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进行了整合，并且以此来定义后人类主义是有问题的。Wolfe 理论的中心观点来自Niklas Luhmann的社会与心理系统的共进化与彼此联系的理论。在Luhmann的 系统理论中，个体是不存在的，它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系统，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截然不同，心理系 统与社会系统共同进化，彼此作为对方的环境而作用。这样，一旦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增进了，心理系 统的复杂性也随之而增进，反过来也是如此。在《机械姬》中，女主艾娃作为后人类的怪物裂缝，进 入人类系统中，这种生物-科技进化的混杂结果超越了人类自身进化所能获得的成绩，但这些情况并 未被Wolfe与Luhmann所预见。作为一个异类的他者，艾娃颠覆了Luhmann所谓的环境比系统更复 杂的假定，因为艾娃大脑的复杂性与其所处环境的简单性形成鲜明对比，成为系统而不是一个个体， 这就是艾娃，她能使用电脑数据，也能使用实验室产生的循环动力。在这点上，Wolfe在给肯定性后 人类主义下定义时并没有提供对未来理解的学术信息。在消除一个有感情、有思想、有灵魂的个体与 一个要执行各种系列差异的系统之间的区别方面，他只是采用了Luhmann的理论，并诉诸系统理论， 从而建构他的后人类主义。但艾娃通过科技形成的心理系统，却完满地呈现出Luhmann对后人类的 所有预见，而这是Wolfe所没有注意到的。《机械姬》呈现了意识的心理系统，恰巧揭示了 Wolfe对后 人类主义定义的局限性，他拒绝承认科技会对人类未来产生全面影响。在后人类的限制/去限制的界 限性方面，Rosi Braidotti从德勒兹的角度出发，沿着逃逸线、解域化、重建地域化以及其他解界运动 力的方向去打开主体。然而，她的目标在于建立“可持续主体”。《湮灭》则颠覆了Braidotti强加给后 人类的界限，即人类消融不会快到使人类主体变成不可能性。《湮灭》中的女主丽诺像《机械姬》里 的艾娃一样，看上去完全是人类的外形，但实际上是人类与异类的混合体，这就意味着异类部分可以 持续发展，随之产生以自己的物质逐步取代人类的可能性。因此，对于人类应该如何面对《湮灭》与 《机械姬》中的未来，两位学者都没有提供解答。他们只是把限制性强加给后人类，尤其是在科技转 变人类的可能性方面。在寻求肯定性的科技后人类主义方面，海耶斯认为，对于如何构想与增进超智 能，人们的关注仍然不够，在这方面，有必要吸收超人类主义对人类未来的正面贡献。就限制性理论 而言，人们应该像《湮灭》与《机械姬》所传达的那样，关注奇点的发生与到来。目前有两种情况内 含的问题与可能性值得人们去关注: 一是科学家在没有获得法律许可的情况下，在民间实施诸如基因 工程的科技实践；二是以智能数据服务于政府政策与决定。人们必须改变传统观念，不能把物种整体 性理解成人类优越于其他生物，而应该理解为: 人类与每一种生物，包括有生命的生物的和无生命的 物质，彼此之间互相缠结，相互回应。所以，海耶斯的结论是，肯定性科技后人类主义必须沿着人类 与非人类整体性未来的方向做出正面贡献, 最重要的一步是开启泛物种(species-wide)的科技的对话， 反思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限制性内容，从而建构一个关于未来整个星球发展可能性的对话。

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电影哲学，大致经历了精神分析、德勒兹的 生命主义和后人类主义这三次重要变革。但在这个主导线索之中， 主体性的位置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点和难点。在德勒兹的情 动理论那里，主体是随影像流而生而动的表层效应；而到了后人 类主义和加速主义那里，主体性甚至完全变成了一个过时的立 场。由此我们试图重提现象学这个往往为人忽视的关键环节。在 Sobchack那里，人之身与电影之体的彼此归属和相互类比是主旨， 但仍然暗示着断裂的可能。到了Laura Marks那里，触感的表层更 引申出“垂死影像”这个在断裂之边缘维系主体性的立场。这些 如今已经被逐渐淡忘的思辨恰恰启示我们如何直面后人类的断裂 主题，进而重建主体性的真正位置。

通过探讨格里菲斯1920年执导的影片《赖婚》在19世纪20年代中 国的流行，可分析早期舶来电影对于中国影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 响。《赖婚》的主题是强调男性的暴行及欺骗导致女性的悲惨命运。 这种情节剧影片的模式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引起广泛共 鸣，体现了“五四”以降，对于女性问题的忧虑及家庭价值观念 的讨论。在思想上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于《赖婚》的推崇是“反 五四”保守主义兴起的缩影。《赖婚》揭示出的问题是: 必须否定 女性决定自身命运的主体性。在电影技巧上，对于格里菲斯电影 的模仿直接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上情节剧电影的大 行其道。

“金狮奖”影片《三峡好人》以现实主义手法呈现贾樟柯一以贯之 的底层关怀，但这部作品使用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。通 过对《三峡好人》电影符码的深入解读，可分析导演如何结合两 种看似完全对立的表现因素，深刻表现时代巨变下的中国事件和 中国人物。影片是对变化的记录，也是对变化结果的追问。